特级教师吴非《致青年教师》选文之: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(二)

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(二)


        吴非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,基本没有停过,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,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。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,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,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。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。可能是1994年,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,我们都为他捐了款。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,我不认识他,但是想见见他,就一同去了。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。袁梓是个大块头,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。他很开朗,看到我有些意外,说:“你是王老师,我认识你,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。我病好了回学校,一定要去听你的‘小说选讲’……”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,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,我安慰他说:“我在学校等你。”走出医院时,班主任难过地说,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,没几个月了。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,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。
  奇迹出现了。一年多之后,袁梓回到了学校,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,袁梓没缺过一次。他个儿高,却要坐在第一排,离我很近。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,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,忘了记笔记,始终微笑着看着我。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,让我想到,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,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。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,为了他的执著,也为了让他快乐。
  一年后,他去世了。
 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,后来者不一定知道(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),现在,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。
  和徐海、袁梓不同,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,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。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,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,那一天因数学检测,推迟下课。我上楼时,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,和我打了招呼。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。彦波东张西望,找了一会儿,确信那送水车走了,才遗憾地上了楼。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,就这样幽明隔路了!他死后,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,学生郑重地告诉我: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。他的母亲说,那天晚上,彦波情绪很好,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;九点多钟,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。夜间发病,40分钟后去世。事后医院告知,是心源性心脏病,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。
  早晨,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,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惊愕地再三问:“你说什么?”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,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,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!我不得不写成文稿,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,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,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。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——“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”,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,可是没有同学理解。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,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。
  可能是1997年底或是1998年初的事,我在课上发了脾气,因为学生到了高中不太愿意发言,我不愿意课堂沉寂。我看出大家都是怕难为情,于是想了个“撕破脸”的办法:让学生依次站到前面的讲台来,面向全班大喊一声,要让所有的人吓一跳才行。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毕彦波是1号,他怯生生地和我商量:“老师,我从来不大叫的,我可不可以唱首歌代替?”我说:“不行,我只要你大叫。”彦波没法,“啊”地喊了一声,全班大笑。我说,还不行,不符合要求,重来。他闭上眼大叫一声,全班暴笑。他带了个头,下面就好多了,男生叫喊完了,女生接着排队上来叫喊。“脸皮”撕破了,上课发言好了一阵子。但后来我带班遇到同样的问题,却不再用这个方法了,因为我会想起憋红了脸叫喊的毕彦波,而他死了。同学们敬重彦波,因为他为人善良。高三复习迎考时,他的同桌学习有些吃紧,毕彦波每天帮他复习,同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,对彦波说:“你的时间也不多,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。”彦波坚决地说:不,你不能放弃。
  为彦波送行的那天早上,倾盆大雨,全班同学都去了。告别仪式是我主持的,同学们哭泣着,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。一百朵白色的玫瑰,簇拥着他去天国了。我则在努力地回忆,回忆第一次见到彦波时的情景,是我第一次到五班上课时?还是第一次向他提问时?想来想去也是惘然。究竟是什么时候,其实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我永远看不到他了。第二天,有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教室后的黑板上画了大幅的彦波头像,通栏是他生前写的一首《满江红》。我走进教室,看见后面黑板上彦波的像,鼻子发酸,画得太像了。学生忘了,他们背对着他,而我则时时刻刻看到他,我很难过。学生说:“老师,再过七天我们就把它擦掉。”我说:“不,留在那里吧,这样我们班一个人也没少。”
     人生总会有磨难,人人都会有痛苦和不幸,一如天上有日食。彦波像一颗流星,划过长空而去,而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看到了那一瞬间耀眼的辉煌。全班同学的友爱,给繁重工作中的我以无限的慰藉。
  在1987年1月,我曾写过一篇《把“人的教育”写在我们的旗帜上》,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一些麻烦。当年批判者认为那是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;前几年,又有人认为那是“理想化”。我理论修养并不高,可是批判者的水平比我预期的要差,这就让我无法获得提高。只有一位青年老师私下问过:“你说的旗帜究竟是什么颜色的?”
  问得好。但我当时不想回答,我不愿意招致无谓的争论。
  我在病中,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,感叹生命的短暂,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。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,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美德,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,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,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。
  我吃力地写下这些,每一行字都要用去我很长时间,我很累,我本当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,可是我实在无法忘却。
  现在,我可以说出来:那旗帜不是蛊惑人心的红色,不是时髦的绿色,也不是空灵的蔚蓝,而是一尘不染的白色。在我的心中,一面洁白的旗,正在像太阳一样缓缓升起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0年1月20日